王笛：一个普通人的一天也是理想的微观史

　　 晶报记者 罗婉

　　 最近，历史学家王笛很“忙”，接受访谈，参加直播、节目录制，在阅读圈内频繁露脸。他也没想到，自己以四十年读史观察与阅读经验集结而成的“书”之书——《历史的微声》，竟然“歪打正着”成为了畅销书，约访谈接踵而来。在书中，王笛对于阅读和写作的经验，对微观史研究及非虚构写作的梳理，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思考等，在读者圈掀起了小小巨浪。

　　 2022年，王笛一口气出版了三种书《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深港书评》2022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历史的微声》《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再往前倒一年，则有《那间街角的茶铺》《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第二版）出版。如此高产又高质，不禁让人好奇他到底是如何进行“时间管理”的？

　　 其实只要读过他的书就知道，这些对王笛来说只是厚积薄发，不少著作也是他耕耘多年的文章、研究集结而成。自上大学到近古稀之年，王笛就没闲下来过，他争分夺秒地忙着阅读，忙着写作。甚至因为太用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现在只能靠左眼工作。不过，离不开阅读和写作的王笛怎会善罢甘休呢？他自此恋上听书的方式，一发不可收拾。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听书软件。洗漱时、就餐时、通行时，阅读也如影随行。王笛笑道：“我现在对听书摸索得很有技巧了，任何文件都能把它转化成可以听的，丝毫不会影响我阅读，眼睛主要用于写作上。”

　　 不过，访谈中我还是好奇地问出这个问题时（时间管理），王笛语气突然缓和下来，仿佛在仔细回忆，然后，事无巨细地分享了自己忙碌的一天：“早上五六点醒来，一边听书一边洗漱，因为住在校园里，没有通勤时间，吃完早餐后就可以马上进入工作。澳门大学教研人员的住处环境优美，窗外就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湾。学校的食堂有各种菜式，粤菜、川菜都有，选择性很多，我偶尔也会做一些川菜。中午吃完休息一个小时，又可以进入写作状态……”面对王笛的突然“认真”，我还是“始料不及”，不知他竟会如此详尽地回答出一个流水记。不过转念一想，或许这就是王笛所强调的“一个普通人的一天”，亦是碌碌有为的一天。

　　 微观史必须要有细节

　　 晶报：在您看来，一部好的微观史著作是怎么样的？

　　 王笛：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我而言，一部好的微观史作品要有三方面元素：

　　 一是资料新。这里的“新”有两种概念。第一种指新发现的资料；另一种是指写作者用一种新的解读和使用方法，对过去已知的资料进行新的发掘。举个简单的例子，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就是后一种。书中他引用的主要资料并不是新近发现的，但罗新赋予了这些资料新的角度，新的解读。

　　 其次，好的微观史作品必须是精彩的故事，显示出作者讲故事的能力，把资料运用得引人入胜。

　　 最后一点，好的微观史作品能让我们阅读后对这段历史有新的启发，能开拓我们新的思路，或是让我们明白了一个新的问题。具备这三点要素，就是我认为的比较好的微观史作品。

　　 晶报：这里的“微”微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微观史？

　　 王笛：说实话，这个没有标准，个人的看法也不一样。比如说我的导师罗威廉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研究湖北麻城长达700年的暴力史，有人称其为微观史；比如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只写了一个磨坊主的故事，也可以称之为微观史；再如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狂欢》，写了六个不同的故事，涉及农民、工匠、市民、知识分子等等，这个也算微观史。

　　 所以说，对于微观史的理解，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有我的标准。我认为微观史必须要有细节，而且这个细节是针对普通人的。我不断强调，微观史其实就是写普通人——那些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的，没有被重视的一般人，甚至是底层人。写胡适、写陈独秀，即便是再详细的传记，我认为都不能称为微观史，最多称其为政治史，或是思想文化史，再或是人物传记。

　　 那么，写一个普通人，“微”到什么程度才算微观史？《奶酪与蛆虫》已经给了一个比较好的答案——他可以微观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比如这个人是如何与他的家人相处的？靠什么为生？他的思想来源是什么？他读了什么书？为什么会有那些奇谈怪论，又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异端？他在教堂的活动，他与周围人的谈话，这些都可以是微观史的内容。我想，如果资料允许的话，还可以写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一个普通人的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甚至，如果资料详尽到一定程度，知道哪一天对这个人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写一个人的一天。这些都是理想的微观史。但由于资料的限制，这对写作者来说往往比较困难。

　　 晶报：这就很考验写作者收集资料与处理资料的能力。

　　 王笛：对。每个写作者掌握的资料不一样，写作的角度和侧面也不一样。举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为例，这本书在我看来也是微观史。《王氏之死》的写作和出版在上个世纪70年代，虽然名为“王氏之死”，但是王氏只在书中最后一章才出现，其他的都是写背景。如果按照严格的微观史标准，这样是不是也能称其为微观史呢？我觉得是算的。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史景迁写的是清初山东郯城一个偏远乡村的贫穷的妇女的故事。在1970那个微观史还未兴起的年代，史景迁能够把这样一个妇女的故事讲出来，已经显示了他非凡之处，即他的眼光以及他收集资料的能力。由于当时可用的资料很少，他还应用了一些文学资料用于补充。比如他借用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一段关于梦境的描述，用于描写王氏濒死时的思想精神状态。这是一个奇特的用法，因为作者当然不知道王氏彼时的思想状态。现在看起来，肯定好多人不同意。但我觉得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并且作者注明了出处，这种做法是可以接受的。对于那段梦境的描述，我觉得用得非常漂亮。因为人在濒死时精神就完全脱离了，但是史景迁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示出一个贫困妇女生命的结束，充分显示了他讲故事的能力，哪怕在资料那么缺乏的情况下，还是能够通过文学资料来弥补。

　　 中国的微观史写作处在起步阶段

　　 晶报：您在《历史的微声》中提到，微观史在西方出版了不少非常优秀的著作，但却很少见中国有微观史的作品问世。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王笛：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史学传统不一样。中国的史学传统是宏大叙事，大家都想要研究重大问题，关注领袖、帝王、英雄，觉得普通人的历史根本就不重要，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点是史学观的问题。史学观是指中国传统的帝王史观，比如说二十四史。整个二十四史实际上都是王朝的历史，都是以帝王为中心，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普通人在里边没有任何位置。

　　 第三点是资料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微观史发端于意大利、法国，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有宗教裁判所，如果有异端思想的人，都要经历审讯。这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是非常详细的，有的审判甚至十几年，任何一句话都被记录了下来，而这样的资料又保存到了今天，给历史研究者提供了非常好的写微观史的资料。包括卡洛·金茨堡与勒华拉杜里《蒙塔尤》使用的资料都是当时宗教裁判所留下来的。如果没有宗教裁判所的资料，我估计在意大利法国甚至可能都不会有微观史的兴起。而在中国，我们比较详细的都是宫廷的资料，像《清实录》《起居注》这些都是以帝王为中心的，普通人虽然也有一些档案以及一些审讯记录，但是根本不够详细，也限制了我们写出微观的历史。

　　 晶报：那在您看来，中国哪部作品可以称之为微观史的起源？

　　 王笛：《王氏之死》或许是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微观史的著作。但是《王氏之死》出版后，整个几十年几乎没有什么新的进展。直到20世纪末或到21世纪初，关于中国历史的微观史研究才开始，比如牛津大学的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利用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写了一本书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中文翻译为《梦醒子》，我认为也是比较早的微观作品史。另外我的《茶馆》和《袍哥》也可算在内，但是这类的作品真的还不多。

　　 晶报：目前中国微观史写作处在什么样一个阶段？

　　 王笛：我觉得还在起步阶段，像罗新的《漫长的余生》、鲁西奇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等，这些都算是比较早期的探索。当然还有一些著作，可能我没有注意，也没来得及看。但据我的观察，这些作品已经开始受到读书界、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不管大家喜欢与否，至少说明它们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中国的微观史还有比较漫长的道路要走，但未来一定会有比较好的前景，关键就在于新资料的发现、史学观的转变、写作者对讲故事能力的提升。

　　 历史学可以向拍电影学习

　　 晶报：您怎么看待微观历史的生命力？

　　 王笛：微观历史主要针对的是普通人，它的生命力首先体现为帝王史观到民众史观的转变。其二，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历史上，普通人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不写普通人，这段历史一定是不完整的，研究微观历史、研究个体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写出一个平衡的历史。第三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涉及到那些阅读历史的普通人的影响。许多普通人都认为自己不重要，是过去的历史观灌输给他们的，因为我们的历史写作常常局限在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阅读历史的人就觉得我们作为芸芸众生，对历史没有贡献，这造成了对自己价值的否定。“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普通人，每天的日常工作没有成就，对社会也没有贡献。”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们普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做普通的事情，这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注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就是给我们自己重新定位，一定不要妄自菲薄，认为自己人微言轻。所以我的新书名为《历史的微声》，一个人的声音可能是微弱的，但是如果千千万万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微声，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认为自己人微言轻，于是什么都不表达，对自己的尊严、人格、权利也都不在乎，把自己的命运让别人去掌握，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晶报：在这个时代，您认为我们更需要微观史还是宏观史？

　　 王笛：我觉得不能偏颇，两个都需要，历史必须是多维度的。就像拍电影一样，要有远景，也要有中景、近景，还要有特写。如果只有一种观察方法、角度和视野，写的历史是很枯燥的。我觉得历史学其实可以从拍电影学到很多。远景就像是宏观研究，一个通盘的思考还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只看宏观，人人都看大事件，忽视小问题。我们要知道，大问题的认识其实是建立在中观和微观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宏观有个最大的缺陷，个体的人会受到忽略，这些人的经历就会被埋没，这不应该是历史的全部。那么，我们研究微观史就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从各个层次和角度来研究历史，我们才能对历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知。我们研究历史要尽可能客观，尽可能寻找历史真实的面貌。当然，这只是一种愿望。一定不要说自己写的历史就是百分百正确的答案，哪怕是官方的历史学也不一定就是唯一答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历史的看法，都有自身局限，而且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偏见，当然自己不一定能意识到。我想，绝大部分历史研究者不会有意地带着偏见去研究，但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种种局限，可能源于阶级、地域、家庭出身、意识形态、政治态度、教育水平等不同。所以说，我们要承认这一点。

　　 晶报：微观历史是否能与宏观历史平行发展？

　　 王笛：完全能，而且应该是这样。我并不认为我们强调微观史，就把宏观史抛弃了。宏观史的重要性大家已经知道了，也不需要我再去做任何阐述。只是我现在想转变的是我们过去的历史观，“矫枉必须过正”，所以花这么多工夫。在我看来，微观史与宏观史应共同发展，而不是有所偏颇。并且，我认为研究微观史的人应该更多。当微观研究发展到相当程度时，我们才能做宏观的总结。因为宏观史带有总结性质，如果大家都去研究宏观问题，重复就多，也没有什么新意，所以说研究的人不需要那么多。但我们需要有更多人去研究个案，研究具体问题。即使不研究微观，也可以研究中观，比如研究一座城市，或者研究一个群体，某个时段，这些都算是比较中观的。

　　 预告

　　 王笛在《历史的微声》中写道，“阅读，就是学习别人怎样讲故事，或者观察别人的故事是否讲得高明。”下一期，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将历史的碎片还原成一个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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