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在明朝达到巅峰，但因时代发展和思维僵化等因素而衰落

　　山西曾拥有繁荣的商业，却未能走上良性的商业发展道路。晋商虽然曾经富甲天下，但是最终却衰落了，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一种必然，晋商的思维没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再加上后世的腐化，自然会在时代的发展中被淘汰。

晋商的“崛起”

　　1、元末明初，明朝边疆守军急需战马。

　　现在比较公认晋商的起源时间是明朝初年，也就是元末明初的时候。元朝是由我国北部蒙古族建立的朝代，其大本营在北方。而明朝成立后，蒙古族原有的贵族势力虽然都退守到了北方草原，但对于明朝的领土依然虎视眈眈，不时袭扰。

　　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境内又有很多其他武装势力需要去清理，所以一时间无法完全消除北部的威胁。于是，明朝在北方边境派驻了大量的军队，防治蒙古部落的南下袭扰。可是，蒙古族有着天然的骑兵优势，经常是骑兵快速突进，袭扰抢夺后迅速离开，让以步兵为主的明朝边疆守军无可奈何。

　　2、国库空虚，南方商人不愿意运马。

　　因此，明朝边疆守军急需从内地采购马匹送到北部边疆去，补充所需要的战马。可是，很多养马或者贩卖马匹的南方商人远离边疆，没人愿意千里迢迢运送马匹。辛苦不说，万一出了差池，损失了战马，还会背上牢狱之灾。再加上当时明朝刚建立，朝廷国库空虚，无法及时支付高额的运费，导致并没有太多商人愿意干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

　　3、明朝设立“盐引”制度，鼓励商人运马。

　　明朝政府看到南方商人不愿意运送马匹，所以就创造了“盐引”制度，用来鼓励商人们运马到边疆。这种“盐引”也就是俗称的“盐票”，当商人们把马匹运送到边疆后，就会从当地驻军所在地官府手中获取等额的“盐票”，然后商人再回到中原地区，凭借手中的“盐票”换取食盐进行贩卖。在古代，是不准贩卖私盐的，所以盐的利润很高。

　　4、晋商坐拥地利之便，运送军马，趁势崛起。

　　当时在山西，很多商人瞅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们便组织起来从南方运送马匹到北方军镇，换取“盐票”后回中原贩卖赚钱。因为山西本来就地处北方，对北方的道路较为熟悉，且距离边疆军镇较近，所以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所以借着运送军马这一营生，晋商快速崛起，逐步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

晋商的“巅峰”

　　1、明朝中期晋商依靠“南北贸易”快速发展。

　　山西可以说地处南北交界的地方，在明朝时期，山西距离明长城距离较近，距离江南区域也不远，可以说是绝佳的贸易之地。

　　到了明朝中期，朝廷规定商人不再需要以马匹粮食等去换取“盐票”，商人在各地的盐运司，就可以直接用银两换取“盐票”，再进行“盐”的转卖赚取利润。靠着前期积累下的货运优势，晋商在这一政策下快速发展，并逐步扩展到从南方运送粮食到北方售卖，收购北方毛皮、人参等物，换取南方的茶叶、丝绸等。

　　就这样，晋商在明朝中期由南到北，再从北到南，依靠南北贸易快速发展。

　　2、清朝中期晋商凭借“票号生意”达到巅峰。

　　到了清朝初期，晋商依靠驮帮、马帮和票号，生意进一步扩大，成为了当时三大商帮（晋商、徽商、潮商）中最强大的一个商会，一时间风光无比。

　　因为清朝官府当时也缺钱，所以晋商协助清政府完成了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有时候地方晋商还会直接资助当地政府，或垫资采购官家所用之物。所以，清朝初期，晋商与清政府关系很好，在清政府的协助下，晋商在全国各地大力发展起票号生意，并逐步做大做强，到达了巅峰时期。

　　乔家就是晋商的典型之一，乔家最重要的生意就是票号生意。

　　所以，在经历了持续的快速发展后，到了清朝中期，晋商的发展达到了巅峰。

晋商的“衰落”

　　到了清朝末期，晋商就开始走下坡路，开始逐步衰落。它的衰落，并不是说某个单一原因，这是与时代的变化有关，因为单纯一个商会是无法脱离清朝的没落而独立发展的。具体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清朝政府自顾不暇，晋商少了朝廷支持业务下滑。

　　晋商的兴起就是依靠明朝政府，到了清朝，它的快速发展依然是靠着与清政府的良好关系。很多晋商的生意，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朝廷有关。而到了清朝末期，清政府自顾不暇，根本就无心去支持晋商，少了朝廷支持，晋商的业务快速下滑。

　　2、清政府收复新疆、平定太平天国等活动榨干了晋商。

　　在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晋商或主动、或被动，捐赠了大量真金白银用作军费。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时，晋商也是捐出很多金银支持湘军、淮军的军事行动。

　　虽然，晋商这种捐赠，换取了与清朝政府的良好关系，但因为此时清朝政府已经国力下降，并没有为晋商提供更多的等价利益。

甲午战争

　　3、清朝末期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打垮了晋商的生意。

　　另外，清朝末期由于一系列侵略事件，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及日俄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签订后，大量的资源被这些侵略国家所占有，如铁路、矿山、码头等等。在他们创办商业公司的强力打压下，晋商的商业版图越来越小，最终走向了衰落。

　　4、明清晋商始终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甚至相互依托。也就是说，山西票号的繁荣有相当的成分是靠官商勾结以腐败的手段得来的，而政府的强制干预和压榨,使票号制度的演化发生扭曲，导致山西商人丧失了金融自主性，不能成为自由独立的商人，为他们的全面溃败留下了隐患。而东部钱庄基本割断了与清政府的直接关系，可以沿着自发的路径演化，经理们个人可以拍板，迅速做出决定，其金融人格日趋完善。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依靠于统治者的政策和权力，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5、晋商开始没落于清朝晚期，代表的仍是封建主义、小农经济，与大环境脱轨。晋商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产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6、“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和文化，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没有将资本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建房很是普遍。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7、墨守成规，思想保守。

　　山西地理位置处于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中间地带，民族的反复融合使山西的黄土文化中不仅具有中原崇礼、重教、讲义、守信、节俭、谨慎的文化特征。而且具有少数民族骁勇豪放，刚毅自强，吃苦耐劳，敢闯敢创的特征。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山西经济、金融发展提供先决条件。但是随着海运技术的发展和经济重心的转移，山西省的区位优势逐渐丧失，而濒临海洋的东部地区逐步显示出其生命力。

晋商

　　晋商在近代新经济形势的冲击下墨守成规，不能改革适应。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但晋商没能加快改革，适应潮流。

　　自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以来，中国的被迫对外开放为沿海地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上海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金融中心，浙江省成为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省份。省城杭州，钱铺较多；宁、绍等地钱庄业在清代已有很大的规模，它们在上海的实力也很强，被称为宁波帮或宁绍帮。从地理上看，宁绍平原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拥有相对高的经济开放度，广泛吸纳外来资金，金融增长迅速。而封闭的山西商人固步自封于传统的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上，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又盲目自大，没有认识到山西商人的商品意识、金融意识远落后于沿海地区，也没有孕育出大批对环境扰动具有适应性的创新型金融人才。在清政府垮台前，山西商人未能认清银行发展的大趋势，不能顺应潮流，做出恰当的选择，这样山西票号坐失了最后一次变革图强的机会。同时民众对清政府的腐败产生制度上的不信任，挤兑时有发生。在面临金融风险时，山西票号又没有认识到独立的金融人格才是促进金融创新和实现金融发展的根本保证，最终随清王朝的垮台而衰败。而东部的钱庄业在面临挤兑风潮时，为了维护银行声誉而与民国政府的停兑令展开抗争，终于扭转大局。

　　8、晋商子孙后代挥霍无度，后继乏人。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富不过三代，晋商中不少人践行了这句话。不少晋商出身并不富贵，靠着自己多年打拼富甲一方，于是便开始奢靡起来。不断地盖房子、娶小老婆，整日花天酒地，这样的日子怎么能长久呢？

　　另外，有的晋商第一代艰苦创业，但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子孙们便开始挥霍祖上留下的家产了，很多晋商的家底就这么被败光了。而且清朝末期，晋商中并没有出现十分能干的人，后继乏人，晋商的没落真的是在所难免。

　　9、缺乏竞争的文化。

　　晋商秉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又通过消化融合形成山西独特的“廉商诚贾”的晋商文化。因此晋商文化以晋商的商业道德为基础，遵循敬事而信的原则，既有敬业的精神，又有诚信的品格。“诚信” 是晋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以义制利”是晋商经营的哲学基础。

　　山西商人正是本着“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的经营理念，“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 重视商誉，而且谨慎经商，不敢冒风险。票号的存款主要是税款军饷等公款或贵族官僚的私蓄，放款对象以钱庄和少数大商号为主，而且放款对象一般都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000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000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一旦时局动荡，贵族官僚提款，票号不敢拖欠，但贷给钱庄和商号的款项却成为呆账。正是因为晋商缺乏竞争意识，不能主动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改变过时的组织形式与经营方法，导致在列强入侵，残酷竞争的新环境之下，他们感到不适应，力不从心。而东部地区，实力远不如票号的钱庄业具备竞争意识和竞争思维，他们的资本主要来自于商业，业务活动也主要为商业服务，从而在竞争中顺利转型，实现金融成长。

　　10、缺乏创新的文化氛围。

　　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商人发家的三步曲：“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在资本微薄的条件下，要做生意只能靠勤力劳作，这就要求山西商人必须保持艰苦创业、勤劳俭朴的精神。正当徽商以沿江、沿运河、东南城镇为主要活动领域之际，晋商却默默地走西口、穿草原、越沙漠，开拓着西北、蒙古以至中俄恰克图贸易。到第二步“少有斗智”，在资本有一定积累的条件下，商人要想与人相对而争利，必须精敏有心计，靠策略制胜，“富者必用奇胜”。到第三步“既饶争时”，在资本自我积累达到富裕的条件下，山西商人应当尽量减少外来的强制干预，抓住时机，谋求创新，谋求自我发展。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山西商人在经营获利之后，缺乏创新意识，知足常乐，取而散之。晋商开始赚得的钱财主要是捐输助饷；购地置产；办学赈济；转化为高利贷资本；窖藏；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奢侈消费。后来少数山西商人的资本开始投向铅矿、曲枋、池盐、植棉，以至机器采矿业，实现了商品经营资本（如茶庄、布庄、绸缎庄、颜料庄等）和货币经营资本（如当铺、帐庄、钱庄、票号）相互渗透、混合生长，首开商业资本与生产资本相结合之先河。但是后者只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因为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出现了认知危机，又缺乏竞争的文化、创新的文化氛围、独立的商业人格和良好的监督、激励机制，一个良好的初始条件也不能保证事物沿着良好的路径演化。晋商的衰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合力的综合结果。但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外来因素的侵入，无一不对晋商的演进发生影响。这些因素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促共进的。晋商的衰亡就在于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晋商文化的消极因素贯穿到经营和组织管理之中，使晋商文化成为其实践活动中的内在灵魂。

鸦片战争

　　历史的变迁下，不管是任何事物，都得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否则终将被时代所抛弃。就如同晋商，曾经那么辉煌过，但因为过于保守及依赖和朝廷的关系，未紧跟时代的变化去进行相应的改革。例如清朝时期晋商的主营生意“票号业务”，在受到西方银行的冲击时，没能及时进行改革，最终随着历史云烟逐渐消亡，被市场淘汰。

　　这就是历史，如今的我们也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大到所从事的整个行业，小到个人职业发展，只有紧跟时代的发展趋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